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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检察监督原则

浏览次数: 日期:2013-09-09

浅析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检察监督原则
                                          山东圣义律师事务所  孙立贤

人民检察院作为作为国家专门法律监督机关,有权对刑事诉讼法的贯彻实施实行法律监督,这一原则被称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原则,简称检察监督原则<a>.综观古今发展趋势不难看出检查监督原则在刑事诉讼中乃至整个社会中均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事物又均具有两面性,所以检察监督原则在某些环节也有不尽人意之处.因此我们要把握好检察监督原则就必须从根源剖析,只有真正抓住并分析了其发展渊源才能更好的运用该原则.才能从现状中找到不足与弊端,并把优势强化并凸显出来,把不利指出尽量弱化并逐步削减,采取合理措施进最大努力为人民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努力.我认为要想真正的发挥检察监督原则的作用就应该有所取舍,既不能过分强化检察监督原则也不能过分弱化检察监督原则的作用,而是应该折中处理从现实出发着眼历史,并把握好现存的问题从中分析把优势发挥把不足削减,尽最大努力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而服务.
一.检察监督原则的发展渊源及对我过法制建设的影响.
(一).检察监督原则的发展渊源(以列宁的"大检察观"<b>为主)从渊源上考察,检察监督原则的法理依据直接来源于列宁有关社会主义国家中检察权作用的理论以及前苏联刑事诉讼体制中关于检察机关的地位和职能的设置。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制应当是统一的,“法制不应该卡卢加省是一套,喀山省又是一套,而应该全俄罗斯统一,甚至应该全苏维埃共和国联邦统一”,为了维护法制统一,就必须加强法律监督,“一般是用什么来保证法律的实行呢?第一,对法律的实行加以监督。第二,对不执行法律的加以惩办”,显然,在公、检、法三机关中,适宜承担这一任务的只能是检察院,列宁指出,“检察长的唯一职权和必须作的事情只有一件:监视全共和国内对法制有绝对一致的了解,既不顾任何地方上的差别,也不受任何地方上的影响”,“检察长的责任是要使任何地方当局的任何决定都不与法律相抵触。”检察机关对法律执行的监督,是全方位的监督,不仅涵括公法领域,而且覆盖司法领域,“我们不承认任何‘私法’,在我们看来,经济领域中一切都属于公法范围,而不属于私法范围。我们容许的只是国家资本主义……由此只是扩大国家干预‘私法’关系的范围,扩大国家法废除‘私人’合同的权力,不是把罗马法典而是把我们的革命法律意识运用到‘公民法律关系’上去。”为此,“不要之顺从‘西方’的愿望,而要进一步加强对‘私法关系’,即对民事案件的干预……不要放过扩大国家干预‘民事关系’的任何最小的机会。” 据此,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应当延伸至民事领域,代表国家对民事法律关系进行监督。
(二).对我国法制建设的影响.列宁的"大检察观"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甚远,对我国也不例外.在列宁的这一思想的影响下,我国在构建司法体制之初就将检察机关定位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1978年我国起草检察院组织法时,就趋向于将检察机关定位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时任彭真在向第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作起草检察院组织法的说明时指出:确定检察院的性质使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是我们运用列宁坚持的检察机关的职权是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指导思想,结合我们的情况而做出的规定。这一观念一经树立便成为检察实践和理论研究中牢不可破的壁垒,似乎成为指导检察权配置与定位的颠扑不破的真理。作为国家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院对于社会生活进行广泛的干预,监督者的地位当然地延伸至刑事诉讼中,检察院在诉讼中的地位仍然是法律监督者,检察院在诉讼中作用就是对刑事诉讼法贯彻实施的全过程实行法律监督,因此,在刑事诉讼中,检察院不仅是一个参与者,而且是一个监督者。在传统的理论上,也将监督权定义为检察权的本质,认为检察权本质上就是一种监督权;检察机关虽然也承担着控诉职能,但更为根本的是监督职能,在某种意义上看,控诉职能也只是作为诉讼监督的手段而存在的,是检察监督的一种形式。
根据我国的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诉讼的监督,是全方位的监督,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始终.作为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一项政策性原则,检察监督原则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监督的全方位性.即在横向上,对参加刑事诉讼活动的所有主体,包括作为国家机关的法院,公安机关,作为当事人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以及作为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辩护人.证人.鉴定人等.人民检察院均有权实行监督.二是监督的全过程性.即在纵向上,刑事诉讼从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的整个过程.人民检察院都要实行监督,具体的表现为:(1)立案的监督.根据<<刑事诉讼法>>第87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或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的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街道通知后应当立案.(2)侦查行为的监督.即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同时,人民检察院还通过对公安机关提起批准逮捕的案件进行审查,以监督公安机关的逮捕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并对逮捕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对人民检察院批捕或不批捕的,公安机关应当立即逮捕或立即释放并将执行情况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3)侦查结果的监督.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的案件进行审查起诉,一监督公安机关的侦查结果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二.我国的检察监督原则的现状及不足之处.
(一).我国检察监督原则的现状.目前,检察机关特别是基层检察机关在执法监督过程中,实际上存在外部监督疲软,内部监督薄弱的监督体制。说外部监督疲软正如“谁来监督检察院”<c>一文所表述的,是一种“尴尬的监督”,说其“尴尬”原因是按照监督工作机制,党委、人大、政法委、人民群众都可以对检察院的执法进行监督,可以采取查询、查卷、问案等方式,但在实际工作的具体操作中,这种监督却往往受到诸如办案纪律、内部制度等等问题设置的障碍,而这些障碍又往往是这些监督者难以逾越的,因此,这种监督实质上成了一种走马观花、隔靴搔痒式的形式上的监督或事后监督,虽然也能起到一些作用,但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说内部监督薄弱是由于根据宪法及有关法律规定,上下级检察院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实际上这种业务上的领导关系中了也包含着监督的功能。上级检察院可以通过检查工作、听取汇报、查阅案卷等方式对下级检察院的工作进行指导监督,但这种监督只是一种宏观上的监督,是对大体上的把握,而对下级检察院在具体办案中出现的一些违规操作情况则基本上是监督不到的,但实际上正是这些看似小问题的违规操作在习以为常、司空见惯中逐渐侵噬浸淫着我们依法办案、自觉守法的意识,这种情况下,上级对下级的监督就显得有点鞭长莫及,尤其是当遇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回避指导监督的情况时,就更显得软弱无力。另外,检察机关内部还存在不同部门之间的监督与制约,这种监督与制约关系在正常情况下是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的,但在遇到关系到单位、个人利益的情况下,或者是由于权力的威慑或金钱的诱惑就有可能形成一种“自我保护”、“一致对外”的失衡的监督,这种监督极有可能成为滋生类似洪江检察院集体违规、违法办案现象的温床。
由此,在内外部监督都不能完全保证作为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完全充分行使监督职责的情况下,检察机关的自身监督就成了一种必要而现实的手段。在整个监督体系中,内外部监督可以被看作是哲学中的外因,而检察机关的自身监督则可以看作是内因。哲学中内因决定外因,内因对事物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原理是我们所共知的,因此,检察机关应该把提高自身监督作为强化法律监督能力的内动力之一,通过不断提高自身法律监督能力更好地发挥监督职能。
(二)我国检察监督原则的不足支出(即检察院能否监督法院?)检察院能否监督法院?因为从各国规定来看,检察院可以对侦查和执行阶段进行监督,但是却不允许对法院进行监督,那么我国的检察监督原则要求检察院对法院进行监督的作法合理吗?首先,从现实层面看,监督法院并非检察权的权能。根据国外通行的作法,检察机关一般拥有以下权限和功能:(1)侦查权限。即检察官有权行使侦查权,并有权指挥、监督警察机关从事侦查活动。这是检察官具有警察官的特点。(2)提起公诉的权限。即检察官负责向法院提起公诉,以发动审判。这是检察官具有法官特点的功能。(3)提出证据、陈述意见等的权限。即检察官在法庭审理中,进行证据调查和法庭辩论,以支持起诉。这是检察官具有律师特点的功能。(4)指挥审判执行权限。即检察官指挥、监督刑罚的执行。这是具有行刑官的特点。
从检察官的上述权限来分析,检察权具有一定的监督功能,这主要表现在:检察官对侦查和执行阶段可以实施监督。这两项监督权的产生是基于检察官本身享有侦查权和执行权。根据西方的诉讼理论,检察院才是侦查权的主体,警察机关被视为检察机关的“辅助机关”,检察院可以指挥、命令警察机关进行犯罪侦查,由于两者是一种主从关系,因此,检察院出于上位,当然就可以对警察机关的侦查行为进行监督。同样,在执行阶段,由于检察院被视为执行权的主体,监狱等机关是辅助检察院履行执行权,因此,检察院出于上位关系,当然就可以对执行能够进行监督。
但是从检、法在审判中的关系来看,检察院对法院却不具有这种上位与下位的关系,因此,是不允许检察院监督法院的。从检、法关系来看,检察院拥有控诉权,而法院拥有审判权,两者分庭抗礼,从检察院不诉、法院不能审理的角度说,检察院的控诉权对法院是一种制约,但是制约不等于监督,制约的双方可以是一种平等、平行关系;而监督的双方则只能是上下位关系,监督只能由上位主体针对下位主体而进行,如检察院对警察机关。因此,检察权虽可制约审判权,却无从监督审判权,检察院对法院的判决认为有错误的,也只能通过行使抗诉权向法院表示不服,并提请纠正,检察院本身并不能直接对判决作出改正,或者指令法院作出改正。
同时,监督关系只能是一种监督者对被监督者单向关系,而在审判中,法院的审判权本身也对检察院的检察权形成反向制约。检察院的起诉指控,如果法院认为不成立的,可以作出否定性评价予以否决,即作出无罪判决,这种判决具有终局性,是一种实体性决定权,与检察院的控诉权完全不同,控诉权(包括起诉权和作为起诉权延伸的上诉权、非常上诉权、再审申请权)本质上是一种程序性权力,它只具有请求性,并不能做出实体性决定,因此,检察院只能请求法院就起诉、上诉、抗诉作出裁判,本身却不能进行判决的原因。从检察院对法院的制约是一种程序性制约,而法院对检察是一种实体性制约的角度,我们甚至可以说,检、法之间的互动制约关系,并不完全是一种等位制约关系,在这一互动制约关系中,法院处于上位,检察院出于下位,因此,检察院不可能监督法院。检察院作为控诉机关,其在刑事诉讼结构中的法律地位就是提起诉讼、启动诉讼程序的公诉人,它在诉讼中的功能就是发动诉讼,并提供证据证明其起诉的正当性,以此请求作为审判者的法院支持其主张,作出有罪判决。相对于法院,检察院始终处于“请求者”、“求刑者”的下位位置,一个处于下位的请求者怎么可能去监督处于上位的决策者。
其次,检察院监督法院违背审判中心主义,将破坏审判中立、控辩平等的诉讼结构,带来诉讼机制的整体失效或失灵。
诉讼是一个由原、被告双方以及审判者所构成的三角结构,刑事诉讼也不例外,控、辩、审三方构成了刑事程序运转的空间结构。在这一相对封闭的空间结构中,“控辩平等对抗、审判中立听证”的三方良性互动机制,推动着诉讼的进展。控辩双方在刑事诉讼中法律地位平等、权力(利)对等,法官作为审判者则居于其间、踞于其上,保持客观中立的地位和立场,在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和意见后,作出公正判决。然而,如果赋予检察院监督法院的权限,那么就将破坏刑事诉讼控辩平等、审判中立的诉讼结构。具体而言,一是法律监督权的设立将导致检察院对法院的纵向制约,破坏法院的审判中立性。如果审判权成为检察权的监督客体,那么审判权将难以实现中立,司法的独立性也将荡然无存。基于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现实顾虑,法院在审判中可能更趋向于采纳作为控诉方的检察院的意见,这就使法院难以保持中立,被告方的意见也将得不到法院的平等关注与重视;二是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权同样指向被告人。按照常识,一个由监督者与被监督者所构成的对话机制中,是难以实现双方的平等对话的。面对处于上位的控诉方,被告人受到更多的束缚,难以从心理上和能力上展开有效的防御。
国家权力的配置有其自身的规律,不能违背规律人为地强加其不能实现的职能,因此,不能给检察院强行铆上法律监督权。强行给检察院铆上法律监督权,只会破坏控辩平等、审判中立的诉讼结构。
三.改良我国检察监督原则的几点建议.
检察监督原则是一把双刃剑,利用好就会有开天辟地之功,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贡献重要力量.反之,也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给我国的法制建设带来巨大灾难.所以必须合理理解并应用,务求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服务,我认为:
(一).重新配置,准确定位.(即强化侦查监督,弱化审判监督)基于检察院监督法院的种种弊端,我们主张废除检察院在审判阶段对法院的法律监督权,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反对检察院行使法律监督权,相反,我们认为,当前我国司法改革的重点之一就是应加强检察监督权,但不是如许多学者所说的加强检察院的全面监督权,而是加强检察院对侦查和执行活动的法律监督权。
从理论上说,虽然能检察院不应监督法院,但是却有权监督侦查机关和执行机关,这是履行职能所必需的。当前,我国检察监督权的配置呈现出一种悖论,一方面检察院明明不能监督法院,却硬性给检察院铆上对法院的监督权;而另一方面,检察院本应理所当然地对侦查机关和执行机关实施监督权,却又弱化甚至虚化检察院对侦查和执行的监督,这突出表现在:检察院在侦查阶段对公安机关的监督乏力,侦查程序的法治化程度较低。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安机关与人民检察院是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两者在地位上是平等的,虽然人民检察院可以在立案、批捕等环节制约公安机关,但是公安机关同样可以动用提请复议权、复核权进行反向制约;对于公安机关在侦查中违法行为,检察院也缺乏相关措施予以处罚;公安机关没有义务配合检察院的工作,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检察院指令公安机关立案、要求公安机关在补侦中予以配合等,公安机关常常不配合,而检察院对此也没有特别有效的办法。这些充分说明了我国的侦查机关以及侦查体制是一种脱离了检察监督,也就是法律监督的作侦查体制。对此,我们认为,必须强化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的监督权,这主要是要求确立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的指挥、命令权,使检察院可以指挥、调动公安机关。另一方面,检察院在审判阶段监督法院的权限必须逐渐弱化直至完全取消,回复检察官在诉讼中的当事人地位。但这样一来,就涉及到如何认识检察监督原则在刑事诉讼法中的地位问题。因为根据前面的阐述,作为一项刑事诉讼法的原则,应当具有效力贯穿上的始终性,它必须是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适用于控诉(包括侦查)和审判两大阶段。而如果取消检察院在审判阶段对法院的法律监督权,那么检察监督作为一项原则就只能适用于控诉阶段,这就与其刑事诉讼法的原则地位不相称了。在此意义上,检察监督原则不应再被视为刑事诉讼法的一项原则
(二)端正思想,提高自身监督能力,加强自身监督.(1)强化司法公正、保障人权理念。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的专门机关,必须带头严格执法,公正执法、廉洁执法。一是在办理案件过程中既要遵守实体法,又要遵守程序法,真正把公正作为执法的核心和灵魂。因为任何执法行为没有公正就没有法治的权威,就没有法律尊严,最终导致群众对检察机关失去信心,提升检察机关的社会声望就成了一句空话。二是在检察执法活动中要做到尊重人,关心人,保护人,服务人。但办案实际中有时却存在违反程序、侵犯人权办案的现象,如我院在办理李怀业涉嫌贪污案时,由于在传唤过程中没有规范使用传唤证,而且在办案中存在办案方法过于简单,态度过于激烈的问题,引起李怀业到县人大、政法委等部门上访,到我院办公场所哭闹,严重干扰了我院正常的工作秩序,同时在县有关部门中间也造成了不良影响,后此事虽经我院协同有关部门进行了合理的处理,但由此事造成的负面影响却是无法挽回的。因此在具体办案中既要强化追诉犯罪的职能,着力解决对犯罪打击不力的问题,保护好广大人民群众包括被害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和民主权利,又要强化保障人权的功能,在保护好群众合法利益的同时要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切实做到使无辜的人不受伤害,犯罪的人不受到非法待遇。
(2)正确处理几组关系,提高工作效率。
基层检察机关在执法活动中经常会处在办案数量与质量、办案经济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案件实体与程序这几组矛盾关系中,要保证检察执法公正与效率,就必须处理好这几组关系。首先要处理好办案数量与质量的关系,坚持数量与质量相统一。要把办案质量作为办案的生命线,坚决摒弃片面追求数量,没有质量保证的思想,因为,没有数量就无所谓质量,没有质量保证的案件办得越多,效果越差。其次要处理好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近几年,继两法修订后,各执法机关又相继出台制定了有关执法程序的规范性文件,但实际操作中有时却存在着打折扣,变通执行而且过于灵活的不正常现象,甚至出现严重违反程序办案的情况,严重影响了办案的效果。因此,基层检察院在办案过程中要积极努力想办法克服经费、人员不等客观困难,既保证严守实体法,又不折不扣地执行程序法,保证每个案件的办理从过程到结果都合法。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要处理好办案的经济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之间的关系。基层检察院由于受地理、人文、经济环境的影响,有时存在过多地注重办案的经济效益,对办案的社会效果、法律效果重视不够的现象。如我院几年前办理的县运输公司贪污、挪用公款案由于当时客观原因,该案立案后采取了扣押等手段,收取了25000元案款,但未对涉案当事人追究责任也未给其合理说明,即以撤销案件方式结案,在此情况下,涉案当事人也采取了到州、县政法委、检察院上访方式以求最终解决问题,此案在政法部门清理涉法上访案件中被列为督办案件,引起了高度重视。最终在我院积极努力下,对其中一人移送起诉,将扣押的案款如数退还当事人,使此案有了一个较为圆满的结局。从这起案件不难看出,我们在当时办案中的确存在办“利益驱动案”的主导思想,正是在这种思想的作用下,才导致案件出现这种被动局面,案件处理的被动性直接影响了检察机关通过办案宣传惩治犯罪的效果社会效应。此案虽然最终有了一个结果,但它给我院造成的不良影响同样是无法挽回的。由此可见,基层检察机关在办案中追求经济利益、讲求社会效益固然重要,但以违法、违规办案为代价获得经济效益的手段是万不可取的,而要利用好基层院的地缘、人缘优势,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使办案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经济效益得到最大程度的统一。
(3)着力提高检察机关和检察干警的实战能力
有一篇关于检察队伍建设的文章中曾提出:检察机关、检察干警要紧紧围绕强化执法工作的公信力、群众工作的说服力、“桥梁纽带”的亲和力,化解矛盾的高效力来提高整体素质和整体绩效。我认为在当前深入开展“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专项整改活动中检察机关、检察干警除了具备以上几种能力,还必须具备以下几种能力:
一是服务大局的能力。这是检察机关、检察干警首先必须具备的能力。基层检察机关身处上有领导,下有群众的境地,其行为无不处在社会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大局中,与检察事业的兴旺发展息息相关。作为基层检察机关,基层检察干警要自觉地把本单位的各项工作,把自己的一言一行置于大局之中,在大局下工作,适时调整工作思路,把上级的政策、部署与本单位的工作实际结合起来,把群众最关心、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作为检察工作的重点,从而不断强化服务大局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努力提高服务大局的水平。
二是依法办案的能力。这是基层检察机关、检察干警正确依法行使法律监督职能所必须具备的能力。包括收集、完善、审查证据的能力,正确适用法律的能力、处理决定案件的能力、文字集合归纳运用等综合能力。原因是多数案件都是由基层执法机关办理的,而在这些基层执法机关中检察机关是以监督者的身份出现的,所以要求检察机关、检察干警除了具备其他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所具备的一般能力外,还必须要有技高一筹的能力。这些能力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长期的办案过程中逐步积累起来的,是对法律精神的具体化和实践,是我们从事法律监督所必须拥有的武器。
三是协调配合,做群众工作,化解矛盾的能力。这是基层检察机关、检察干警从事具体工作、处理具体问题所必须具备的能力。目前,随着普法工作的逐步深入,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增长很快,运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得到明显增强,在我们日常工作中涉法、涉诉、缠访、缠诉、集体上访、上访老户常有遇到,面对这些具体问题,我们一不能推,二不能拖,更不能着急上火,蛮横粗暴,而是要本着“以民为本”的原则,从解民怨、化民忧的基本工作思路出发,在遇到具体问题时多做换位思考,切实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和困难。通过做一些具体工作,解决一些得民心的问题,逐步提升检察机关在群众心目中的地位,提高检察机关的社会影响力。
(三)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调整工作思路.检察机关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根深蒂固的一套单一的思维方式和法律评价标准已越来越难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据此,要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改革发展提供优质服务,必须解放思想,更新观念。首先,要破除传统旧观念,转变过去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冷漠态度,以满腔的热情为非公有制经济予以支持。其次,要从片面理解对法律实施监督转变为充分运用法律监督职能为非公有制经济服务的观念。在过去,一提到法律监督职能,首先想到的就是打击和办案,没有正确理解社会主义法制的最终目标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检察工作要进入经济建设主战场,就不能偏离经济建设之外。所办的各类案件都要注重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经济效果,要拓宽服务领域,充分运用法律手段,严厉打击各种危害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犯罪活动。最后,要从过去单一打击的旧观念转变为打防并举的新观念。打击就是服务的思想已被人们所接受,但打击并不完全等同于服务。因此,在执法思想上要破除就案办案,孤立办案的单纯业务观念和机械被动的执法观念。要紧密结合检察职能,把打击、预防、服务有机结合,既防止以打击代替服务或把打击作为唯一的服务,又防止离开检察职能单纯为服务而服务的倾向。通过打防结合,大力开展预防工作,使非公有制经济企业了解检察机关,也使检察机关了解非公有制企业,努力扩大办案的社会效果、法律效果和经济效果。
综上所述,检察机关要树立正确的执法观念,充分运用法律手段,准确定位,结合客观实际,转变思想,自觉接受外部监督,通过不断的提高自身监督能力,强化内部监督,健全完善监督体系,才能真正发挥法律所赋予的监督职能,真正为保一方平安,促一方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努力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服务.
参考资料:a.<<刑事诉讼法>> 樊崇义 主编 法律出版社
b.<<内参选编>> 新华通讯社刊物
c.<<列宁全集>> 第266--3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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