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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舆论监督在司法界的分量

浏览次数: 日期:2013-09-09

新闻舆论监督在司法界的分量
                                          山东圣义律师事务所 辛明珍

    当今世界,新闻舆论监督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正在呈不断扩大的趋势。新闻媒体在传播信息的同时,还扮演着监督国家权力运作、防止国家权力滥用并在对某些现象的态度上与国家机构相“抗衡”的角色。在西方,有人将新闻媒体称之为“第四权”,意指新闻媒体是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外的并能够与之相互制约的另一种权力。在我国,新闻媒体也素有“无冕之王”的称号。人们在提倡加强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时,无一例外都把加强新闻舆论监督作为重要措施之一。近年来,随着我国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入进行,公开审判制度得到进一步贯彻和落实,审判权运作过程的透明度不断提高,各种新闻媒体对法院的监督力度有了明显的增强。新闻监督的确立,对于防止法官徇私舞弊、枉法裁判,保证司法公正,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发生在云南昭通,被网友称之为“赛家鑫案”的男子李昌奎奸杀19岁少女王家飞后,又将其3岁的弟弟活活摔死。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对其处以死刑,但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改判李昌奎为死缓,理由是其有自首情节,认罪、悔罪态度好,积极赔偿被害人家属经济损失。新闻媒体对此案做了详细的报道。随后的一个星期里,被害人家属继续在网上发帖,要求严惩凶手,引发众多网民跟帖,网友和受害者家属纷纷将备受全国关注的“药家鑫案”与之对比,对二审提出质疑。受害人家属在“中华网”上发帖,引发更为广泛的关注。人民网、新华网等各大网站不约而同地在首页报道了该案;2011年7月4日,该案引起新华社等全国数十家媒体的关注报道。自此,“李昌奎案”被推向舆论的顶端。
在受害人家属强烈要求及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压力下,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启动再审程序。云南省高院副院长新闻发言人田成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感谢广大民众及网友对“李昌奎案”的关注,省高院对此案并不是不管不问,此案已引起了该院的高度重视,目前法院正在研究应对的办法。可见媒体舆论的监督对司法透明与公正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民意可能是非理性的,还因为某些时候多数人的意志和欲望完全可能受制于主流的意见,而某些场合下越是非理性和情绪化的意见就越是容易成为主流。也就是说,强大的民意压力很有可能让司法屈从于舆论,一方面会加剧司法权的边缘化,另一方面会牺牲更多群众的利益,甚至国家的利益。
在审判前或在审判期间发表的有关案件的新闻报道,有可能影响审判人员并进而破坏他们的公正性。因为“法官和执法人员总是生活在社会中,有一定的、有时甚至是深厚的党派联系,因此社会的、政治的和道德的因素是无法从他们的司法实践中排除出去的,而必然在法律运作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体现出来”。新闻和司法确实都是以追求客观公正为目标的,但是,新闻记者的调查采访和法官的审理判决,无论是在立场上还是所遵循的规则上都存在重大差别,因此新闻自由和司法公正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作为特定社会、特定历史时期的民意民心之表现的社会舆论倾向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流动性,以这种不确定的、流动的东西作为审判机关活动的基础或准则,法律运行必然会表现出一种明显的波动;而相对说来,法律审判机构的专门化和职业化,法律知识的积累和对人生经验的积累,以及职业规则的要求,都使审判机构相对来说可能更冷静一些。
2000年海南发生了一起警察枪击公民事件,一位警察将上街买菜的青年打伤。2006年2月24日,《海南特区报》刊登报道《警察枪击无辜青年,吴邦国批示讨回公道》,明白无误地写明“该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侦查完毕,是因为吴邦国委员长亲自作了批示”,“经过不到一个月的调查,一起拖延了六年之久的涉嫌故意枪击伤人事件有了结果”。这篇报道发表之后引起了轰动,新华社、中新社、中央电视台都进行了报道。
事件发展到此似乎应该圆满落幕。可是,一些细心的人发现,这个案件存在重大疑点。吴邦国委员长是否作出过批示,缺乏必要的证据。有关人士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申请调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访局书面答复“经查,无此批示”。至此,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虚假新闻。就这样一个子虚乌有的委员长批示,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稍有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在一个法治国家立法机关负责人干预司法,将会产生怎样的法律后果?为什么新闻媒体敢于堂而皇之地将委员长的批示作为噱头刊登在新闻媒体上呢?这说明在一些记者的心目中,所谓依法治国只不过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口号,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报道将会在社会上产生怎样的负面影响。
从媒体角度来看,当司法程序为其打开了监督之门时,媒体是否具备了发挥其维护社会公益的条件?是否可以客观、公正、全面报道?是否可以正确引导公众思维呢?媒体监督是否需要重新规范呢?早在1985年《联合国司法独立基本原则》就确立了司法独立与媒体的关系,制定了《媒体与司法独立关系的马德里准则》,该准则规定“对司法活动进行报道和评论的权利不受任何限制”的同时,也试图将法律或司法对新闻报道的限制控制在最小限度内。2009年11月9日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七届理事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第三次修订了《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进一步明确:“维护司法尊严,依法做好案件报道,不干预依法进行的司法审判活动,在法庭判决前不做定性、定罪的报道和评论。”虽然我国没有专门的《新闻法》,但从该准则来看,媒体监督司法的底线是在案件审结前不作足以误导公众的任何实质性报道,保证法院审判权的独立行使。当然,该规定仍有很大的原则性。笔者认为,疏导媒体与司法的关系,强化媒体职业道德,应从以下几个环节入手:
从媒体报道内容上进行规范。第一,媒体对个案的报道只能局限于对事实、当事人的描述,对案件的性质等实质性内容不能进行非专业性判断和单方面的预测,以免误导社会舆论。第二,媒体对司法案件的报道在坚持新闻性的前提下,一定注意报道的全面性、客观性。对于争议性强的案件,如要提及所谓的民意,也要尽量体现社会各个方面的意见。例如,在大学副教授聚众淫乱案件的报道问题上,不能只体现或过多体现私权自由、换妻无罪的观点,而较少体现涉及法律的明文规定、社会的公序良俗等方面的观点。又如,在陕西邱兴华案中,媒体对被告人邱兴华的家庭状况以及家人等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而对众多被害人的家庭情况却较少涉及,最后在媒体的引导下,被告人的家属得到了大量的社会捐助,而众多被害人的家庭却被忽略了,这样的结果不免使人迷茫。
    从媒体报道的方式上进行规范。其实,这个问题和上述问题是一致的。由于网络的快捷性、互动性特征,报道方式的问题在网络信息传播中更为突出。比如,在一些热点案件的报道上,加入了网上民意调查、相关新闻链接等内容。但在相关问题设计、相关新闻配置上,一定要体现全面、客观的要求。如何进行调查?如何提供以及提供哪些相关的新闻报道?在总体上也要以全面、客观、公正报道为原则。
从媒体人职业道德和业务素养上进行规范。媒体人作为新闻工作者不仅仅具有新闻的敏锐力与洞察力,更重要的要具有社会责任感与危机感,既要敢于揭露司法不公的各种现象,也要具备依法报道的基本素质。当然,这有待于新闻法以及相关职业道德规范的出台与细化。
总之,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现代社会司法公正的实现有赖于媒体的监督,而客观的媒体报道可以引导公众意识更趋于理性,以实现媒体与司法的共同责任即维护社会公益与司法公正。虽然由于不同的社会地位、不同的社会角色,媒体与司法的互动关系可能会出现某种程度的偏差,但在存在的社会价值方面是完全一致的。在司法活动逐渐公开透明、更趋规范与完善的情况下,媒体报道也应该逐步规范与完善,这样才能更好更快地促进我国的司法体制改革,让亿万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改革的成效,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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